編譯：Blockunicorn摘要

貨幣的前身，連同語言，幫助早期的現代人種解決了其它動物所不能解決的協作問題，其中就包括如何實現互惠互利、親屬利他以及減少攻擊性的問題。這些貨幣先祖與*非*法定貨幣同樣具有非常具體的特征——絕不僅僅是象征性物品或裝飾品。

貨幣

英格蘭在17世紀殖民美洲之時，在一開始便遇上了一個麻煩——金屬貨幣短缺[D94][T01]。英國的想法是利用美洲種植大量煙草、為他們的全球海軍以及商船隊提供木材，然后，換回為保證美洲土地保持生產所必須的補給品。實際上，早期的殖民者被指望著既為公司工作，也在公司的商店里消費。投資者和英國王室都希望如此，而不是按某些農民可能提出的那樣，給農民支付金屬貨幣、讓他們自主備辦補給并給自己留下一點，嗯，該下地獄的利潤。

別的辦法也有，而且就在殖民者眼皮底下，但他們用了好幾年才發現這一點——原住民有自己的貨幣，只不過與歐洲人素所使用的貨幣大為不同。美洲的印第安人使用貨幣已有上千年歷史，而且事實證明這些貨幣對初來乍到的歐洲人非常有用——就除了那些懷著“印著大人物頭像才是真錢”偏見的人。最糟糕的是，這些新英格蘭地區的原住民既不用金，也不用銀，他們用的是生活環境中可見到的最合適的材料——獵物骨頭中可長期保存的部分。具體一點來說就是用venusmercenaria等硬殼蚌類的殼做成的串珠（wampum），串成項墜。

用海螺Nassariuskraussianus的貝殼制作的豌豆大小的串珠。這些海螺生活在入海口。發現自Blombos洞穴，南非。年代距今75,000年前。

在1990年代晚期，考古學家StanleyAmbrose發現，在肯尼亞大裂谷的一座石頭掩體中，藏著一些用鴕鳥蛋殼和貝殼碎片制成的項鏈。他們用（40Ar/42Ar）的氬測年法，將項鏈的年代確定為至少4萬年前。在西班牙發現的動物牙齒串珠也可以被追溯到這個年代。在黎巴嫩（Lebanon）也發現了位于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穿孔貝殼。最近，（預備作為串珠）的完整貝殼，在南非的Blombos洞穴被發現，可以推前到距今7萬5千年前！

俄羅斯Sungir的一處墓穴里發現的項鏈，距今28,000年。是內部互鎖并且可互換的串珠。每一顆猛犸象牙串珠可能都要一兩個小時的勞動來制造。

演化、合作與收藏品

演化心理學源自JohnMaynardSmith的一項關鍵的數學發現。Smith借用共同演化基因（co-evolvinggene）的種群模型（該模型來自已經充分發展的群體遺傳學（PopulationGenetics）領域），指出基因可以對應行為策略，即在簡單的策略問題（即博弈論意義上的“游戲”）中編碼好的或壞的策略。

Smith證明了競爭環境可表達為策略問題，而這些基因要在競爭中勝出才能遺傳到后續的世代中，因此基因會演化出相關策略問題的納什均衡。這些競爭游戲包括了囚徒困境（即合作博弈問題的典型）以及鷹/鴿策略問題（即進攻性策略問題的典型）。

Smith的理論的關鍵在于：這些策略游戲，雖然看起來是在體型上展開的，在根本意義上乃是在基因間展開的——即基因的傳播競爭。是基因（而不必然是個體）影響了行為，表現出似乎具備有限理性（在生物體形可以表達的范圍內，編碼出盡可能優的策略，當然生物形體也受到了生物學原材料和此前演化歷史的影響）以及“自私”（借用理查德·道金斯的比喻）的樣子。基因對行為的影響乃是一種適應，對基因通過體形來開展的競爭的適應。Smith把這些不斷演化的納什均衡稱為“演化穩定策略”。

那些建立在早期個體選擇理論中的“經典理論”，比如性選擇和親選擇理論，被溶解在了這種更普遍的模型中，它顛覆性地將基因而非個體置于演化理論的中心。因此道金斯用了一個經常被誤解的類比——“自私的基因”——來描述Smith的理論。

很少有其它物種在協作性上超過哪怕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在一些案例中，比如螞蟻、白蟻和蜜蜂等物種的孵化和殖民行為中，動物可以在親屬間展開合作——就是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復制它們與親屬都具有的“自私基因”。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情境中，非親屬之間也可以有合作，演化心理學家稱之為“互惠互利主義”。正如道金斯所描述的那樣，除非交易是雙方同時付出的，交易中的某一方就可以作弊（有時甚至即時交易也難以避免欺詐）。而且如果可以欺詐他們通常都會這樣做。這就是博弈論專家稱作“囚徒困境”的游戲中通常會出現的結果——如果各方都合作，那么每一方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但如果某一方選擇欺詐，他就可以出賣別的傻瓜而自己獲利。在一個欺騙者和傻瓜組成的種群中，欺騙者總能贏（因此很難開展合作）。但是，一些動物會通過重復的博弈以及一種叫做“以牙還牙”的策略實現合作：在博弈的第一輪選擇合作，此后始終選擇合作，直到對手選擇欺詐，然后選擇欺詐來保護自己。這種來自于報復的威脅會讓雙方繼續合作。

但總的來說，在動物世界中，個體間在事實上發生合作的情形是非常局限的。這種合作的一大主要局限就在于合作雙方的關系：其中至少有一方是或多或少被迫靠近其它參與方的。最常見的情形就是寄生蟲和宿主演化成共生體。如果寄生蟲和宿主的利益一致，那么共生就會比各行其是更合適（即寄生蟲也會給宿主提供一些好處）；那么，如果他們成功進入了一個以牙還牙的博弈，他們就會演化成共生體，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從一個世代到下一個世代的基因退出機制，是一致的。他們會變成單個有機體那樣。但是，實際上兩者之間不僅有合作，還有剝削，而且還是同時發生的。這種情形很像人類發展出來的另一種制度——進貢——我們會在后文分析。

還有一些不涉及寄生蟲和宿主、但也分享同一個身體并且成為共生體的非常特別的例子。這些例子涉及到的是非親緣的動物，還有非常有限的領地空間。道金斯所舉的一個漂亮的例子是清潔工小魚，這些小魚會在宿主口中游弋，吞吃其中的細菌，維護宿主魚的健康。宿主魚可以欺騙這些小魚——可以等他們做完工作之后再一口吞掉他們。但宿主魚沒有這么做。因為雙方都是不斷移動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離開這種關系。不過，清潔工小魚演化出了一種非常強的領土意識，還有難以模仿的條紋和舞蹈——很像難以偽造的商標。因此，宿主魚知道要到哪里去找清潔服務——而且他們知道如果自己欺騙了小魚，就不得不去找一群新的小魚了。這種共生關系的進入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退出成本也很高），所以雙方能愉快合作而沒有欺詐。此外，清潔工小魚也非常小，所以吃掉它們所得的好處還比不上一小群魚的清潔服務。

還有一個高度相關的例子是吸血蝙蝠（vampirebat）。名副其實，這種蝙蝠會吸哺乳動物的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能不能吸上血是非常難以預測的，有時候可以大快朵頤，有時候啥也沒得吃。因此，幸運的（或者說更老到的）蝙蝠會跟那些不那么好運（機靈）的蝙蝠分享獵物：施者會把血吐出來，受者會感激地吃掉它。

大部分情況下，施者和受者都有親緣關系。在忍耐力超強的生物學家G.S.Wilkinson觀察到的110個此類例子中，77個都是母親哺育小孩，而大部分其它例子都涉及到基因上的親緣。但是，仍有少數例子不能通過親緣利他主義來解釋。為了解釋這部分互惠主義的例子，Wilkinson將來自兩個群體的蝙蝠混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種群。隨后他觀察到，除了極少數例外，蝙蝠一般都只照顧它們舊團體中的老朋友。

這種合作需要建立長期關系，也就是伙伴們要頻繁互動、了解對方，而且要跟蹤對方的行為。洞穴有助于將蝙蝠限制在長期關系中，這樣的合作才有可能形成。

我們還會了解到，一些人類也像吸血蝙蝠一樣，選擇了高風險且不穩定的收成形式，而他們也會給沒有親緣關系的人分享生產活動的剩余。實際上，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遠遠超過吸血蝙蝠，而他們如何達成的這些成就正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道金斯說，“貨幣是一種延遲互惠利他的正式標記”，但隨后他就不再推進這種迷人的觀念了。這就是我們這篇文章的任務。

在小型的人類群體中，公開的聲譽可以代替來自單個個體的報復，推動人們用滯后的交換達成合作。然而，聲譽系統可能遭遇兩類比較大的問題——難以確認誰做了什么，以及難以評估行動所造成的價值或破壞。

記憶面孔和以及對應的恩惠是一種不小的認知障礙，但也是大多數人類發現相對易于克服的障礙。辨認面孔比較容易，但在需要的時候回憶起曾發生過一次幫助可能會更難。記住一場恩惠中給受助者帶來一定價值的細節，就更難了。避免爭論和誤解是不可能的，或者說可以困難到讓此類幫助無法發生。

評估問題，或者說價值計量問題是非常廣泛的。對人類來說，在任何交易系統中都存在這個問題——無論是人情往來、物物交換、貨幣、信用、雇傭，還是市場交易。在勒索、征稅、進貢乃至司法處罰中，這個問題也很重要。甚至，在動物的互惠利他主義中，這問題尤為重要。想象一下猴子之間的相互幫助——比如用一片水果來換取背部抓癢。互相理毛可以驅除自己不能看到或抓到的虱子和跳蚤。但是，多少次理毛對應多少片水果才能讓將以雙方都覺得“公平”而不是敲竹杠呢？20分鐘的理毛服務價值一片還是兩片水果？多大的一片？

哪怕是最簡單的“以血換血”的交易，都比看上去要更復雜。蝙蝠要如何估計它所收到的血的價值呢？根據重量、體積、口味和飽腹感嗎？還是其它因素？這種計量上的復雜性，在猴子的“你撓我的背，我幫你撓”的交易中也完全一模一樣地存在。

雖然存在很多潛在的交易機會，但動物們難以解決價值計量的問題。即便是最簡單的、記住面孔并將它與恩惠歷史匹配起來的模式中，如何讓各方在一開始都對恩惠的價值有足夠精度的共識，也是動物們要發展出互惠主義的一個重要障礙。

但是，那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留下來的石頭工具箱，對我們的大腦來說似乎都有點太復雜了。（譯者注：就是說，如果對現代人的大腦來說都是那么地復雜，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到底是用什么樣的合作形式制造出這些東西的，又是為了干什么呢？）

要追蹤與這些石頭相關的恩惠——誰，為誰，制造了什么質量的工具，以及誰欠了誰什么，等等——要是跨過了部落的邊界可能會變得非常復雜。此外，可能還有大量的有機物和一時的服務（比如美容）等等，都沒有留存下來。即便只是將這些被交易的物品和服務中的一小部分記在腦子里，隨著數量的增加，也會使人與事的對應變得越來越難直至不可能。如果合作還在部落之間發生了，如考古記錄所暗示的那樣發生了，那么問題就變得更難了，因為狩獵-采集部落通常都高度敵對、互不信任。

如果貝殼可以是貨幣，皮草可以是貨幣，黃金也可以是貨幣，等等——如果貨幣不僅僅是硬幣和政府在法定貨幣法下發行的票據，而可以是很多不同的東西——那么貨幣的本質是什么呢？

而且，為什么人類，還經常處于饑餓邊緣的那種，會花費那么多時間來制造、欣賞那些項鏈呢，他們本可以用這些時間來狩獵和采集的呀？

19世紀的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首次描述了貨幣是如何自然演化出來的，而且會從大量的以物換物交易中不可阻擋地出現。現代經濟學所講的故事類似于門格爾的版本。

以物換物需要交易雙方興趣的巧合。Alice種了一些胡桃，需要一些蘋果；Bob恰好種了蘋果，想吃胡桃。而且他們還恰好住得近，而且Alice也信任Bob，愿意在胡桃收成期到蘋果收成期之間安靜等待。假設所有這些條件都能滿足，那以物換物就沒啥問題。但如果Alice種的是橙子，即使Bob也想要橙子，那也沒戲了——橙子跟蘋果不可能在同一種氣候下生長。如果Alice和Bob并不信任彼此，又無法找到一個第三方來當中介或強制執行合約，那他們的愿望就都得落空了。

還可能存在更復雜的情況。Alice和Bob不能完全兌現在未來賣出胡桃或蘋果的承諾，因為，還有其它可能性，Alice可以把最好的胡桃留給她自己，把次品賣給對方（Bob也可以這么做）。比較質量（quality）、比較兩種不同東西的質量，比起上述問題來還要更難，尤其是其中一種東西已經成了記憶。還有，兩人都無法預測比如歉收這樣的事件。這些復雜性大大增加了Alice和Bob所處理問題的難度，讓他們更難確認，滯后的互惠交易是不是真的能達到互惠效果。初始交易與回報交易的時間間隔越長、不確定性越大，此類復雜性也就越大。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工程師們可能會意識到），物物交換“無法擴展（doesn’tscale）”。商品量很少的時候，物物交換還能行，但它的成本會隨體量上升而逐步上升，直至昂貴到根本不值得去做這樣的交換。假設有N種商品和服務，那么一個物物交換的市場上要有N2種價格。5種商品就會有25種相對價格，還行；但500種商品就會出現25萬種價格，遠遠超過了一個人可以跟蹤價格的實際能力。但有了貨幣，就只需要N個價格——500種商品就是500種價格。在用于這個場景時，貨幣既扮演交換媒介，又是價值尺度（standardofvalue）——只要貨幣自身的價格不會大到記不下來或變動過于頻繁。（后面這個問題，加上隱性的保險“合約”，再加上缺乏競爭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價格通常都是長期演化出來的，而不是以近期談判來決定的。）

換句話來說，以物換物需要供給（或者說技能）、偏好、時間、低交易費用的巧合。這種模式的交易費用增長會遠遠快于商品種類的增長。物物交換當然好于完全不交易，也曾廣泛出現過。但與使用貨幣的貿易相比，它還是相當局限的。

在大規模的貿易網絡出現以前，原始貨幣存在了很長時間。貨幣在此前還有一項甚至更重要的用途。通過大大減少了對信貸的需求，貨幣大大改善了小型物物交換網絡的效率。偏好的完全巧合大大少于跨期的偏好巧合。有了貨幣，Alice可以在本月藍莓成熟時為Bob采集，而Bob可以在6個月后大型動物遷徙時為Alice狩獵，而無需謹記著誰欠了誰多少東西，也不需要信任對方的記憶和誠信度。一個母親為育兒做的重大投資可以由贈送不可偽造的有價物品來保護。而且貨幣也將勞動分工問題從囚徒困境轉化為簡單交換。

狩獵-采集部落所用的原始貨幣在外觀上迥異于現代貨幣，與現代貨幣在現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原始貨幣可能有些功能僅限于在小型的交易網絡和本地機構中行使（我們會在后文討論）。因此，我認為把它們叫成“收藏品”而非“貨幣”要更加合適。在人類學文獻中，對此類物品的稱呼也是“貨幣”；這個定義比政府所發行的紙幣以及金屬貨幣要更廣泛，但比我們在本文中所用的“收藏品”或更模糊的“有價之物”要更為狹窄（有價之物會用來指代那些在本文意義上并非收藏品的東西）。

選擇“收藏品”而非其它術語來指代原始貨幣的理由會在下文逐漸顯現。收藏品有非常具體的屬性，絕不僅僅是裝飾。雖然收藏的具體物品和有價屬性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區別，但絕不是任意選定的。收藏品的首要功能，也是其在演化中的終極功能，就是作為儲存和轉移財富的媒介。一些類型的收藏品，比如項鏈，非常適合用作貨幣，連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和社會條件鼓勵貿易的現代社會中的人）也能夠理解。我也偶爾會用“原始貨幣”來替代“收藏品”，討論金屬貨幣時代以前的財富轉移。

貿易之所得

個人、氏族和部落自愿開展貿易，因為貿易雙方皆認為自己有所得。他們的價值判斷可能會在貿易后改變，比如他們因貿易而得到了對商品和服務的經驗（因此改變了評判標準）。但是，在交易當時，他們的價值判斷也許不能與交易物的價值準確相稱，但在交易是否有利的判斷上大體是不會錯的。尤其是在早期的部落間貿易中，由于交易物僅限于高價值物品，各方都有強烈的激勵要讓自己的判斷變得準確。因此，貿易幾乎總是能夠惠及各方。在價值創造上，貿易活動與生產制造等物理活動相比毫不遜色。

因為個人、氏族和部落的偏好各不相同，滿足自己偏好的能力、對自身技能和偏好及其成果的認知也各不相同，所以他們總是能夠從貿易中有所收獲。至于開展貿易本身所需的費用——即交易費用——是不是低到讓這些貿易值得開展，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有比以往大多數時代多得多的貿易可以發生。然而，我們下文將會談到，某些類型的貿易一向值得人們付出交易費用，對于某些文化來說，此類交易甚至可以追溯到智人（homosapienssapiens）的起步階段。

不是只有自愿的現貨交易才能從更低的交易費用中受益。這一點對于理解貨幣的起源和演化來說至為關鍵。家庭的傳家寶可以用作抵押品，消除跨期交易（delayedexchange）的信用風險。能從戰敗部落中收取貢品，對勝者部落來說是莫大的利好；而這種能力與貿易一樣，也可以從同樣的交易費用技術中獲益；仲裁者評定違背風俗和法律的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損害，乃至親屬團體安排婚姻，都是如此。在接受遺產時，若有可抵抗時間流逝且不依賴于他者的財富，親屬無疑會更加受益（Kinalsobenefitedfromtimelyandpeacefulgiftsofwealthbyinheritance）。在現代文化中隔絕于商業世界的人類生活主要活動，從降低交易費用的技術中得到的好處絲毫不少于交易活動所得到的促進，甚至還更多。而這些技術，沒有一項比原始貨幣——收藏品——更高效、更重要或者更早出現。

在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H.sapiensneanderthalis）之后，人類數量隨后激增。歐洲的出土物，距今3萬5千年至4萬年前的文物，顯示智人比之尼安德特人將環境承載力提高了10倍——即人口密度提高了10倍。不僅如此，新來者還有時間創造世界上最早的藝術——比如漂亮的巖洞壁畫、多樣的精美雕塑品——當然還有由貝殼、牙齒和蛋殼串成的項鏈。

這些物件不是無用的裝飾。新式而高效的財富轉移方式，正是由這些收藏品以及可能更高級的進步和語言帶來的；如此創造出的新型文化工具，有可能在環境承載力的提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為新來者，智人的腦容量與尼安德特人相當，骨骼更軟，肌肉也沒那么結實。他們的狩獵工具更加精巧，但在3萬5千年前，工具基本上都差不多——甚至連兩倍效率都沒有，更別說10倍了。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由收藏品創造出來乃至提高了其效率的財富轉移工具。智人從收集貝殼并使用它們打造珠寶、展示珠寶乃至相互貿易中得到了愉悅。尼安德特人則沒有。也許正是因為同樣的機制，智人于幾萬年前在人類演化的漩渦中生存了下來，并出現在非洲的Serengeti平原。

我們應該按類型講講收藏品是如何降低交易費用的——從自愿免費的遺贈，到自愿的相互貿易和婚姻，再到非自愿的司法判決和貢品。

所有類型的價值轉移都曾經在許多史前文化中出現過，可能可以追溯到智人的起步階段。一方或多方從人生大事的財富轉移中得到的好處，大到可以無視高昂的交易費用。與現代貨幣相比，原始貨幣的流轉速度非常低——在一個普通人的一生中，可能只轉手過寥寥幾次。然而，一件可以長期保存的收藏品，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傳家寶”，可以完好無損幾代人之久，而且在每一次轉手中都增加可觀的價值——通常可以讓原本不能發生的交易成為可能。部落因此會花費大量時間在看起來沒有意義的制造工作和探索合用的新材料的工作上。

庫拉圈

庫拉手環（mwali）

!Kung人的鄰居部落間的hxaro交易系統的模式和親屬關系

來自蘇美爾（Sumer）地區，公元前3000年的貝殼貨幣

在新石器時代，中東和歐洲的許多地區，一些種類的珠寶變得更加標準化了——以至于標準大小和可測驗性（assayability）比好看更重要。商業領域所用的珠寶數量有時大大超過傳統貯存起來的珠寶。這就是從珠寶到金屬貨幣的中間階段，一些收藏品越來越常采用可互換的形式。在公元前7000年，呂底亞國王開始發行金屬硬幣。有了標準重量的貴金屬，市場主體如工人、征稅人就可以（通過銀幣上的標志）“檢驗”其無可偽造的昂貴屬性，即通過信任鑄造者的聲譽來解決問題，而不再是在金屬線圈上隨便選個位置剪開看看成色。

收藏品與貴金屬貨幣、大多數實物支撐型貨幣的儲備商品具有同樣的屬性，這絕非巧合。只不過，比起在人類史前時代大部分時候所用的收藏品，貨幣以更純粹的形式實現了這些屬性。

當物品中凝結著無可偽造的昂貴消耗——用于貿易的玻璃串珠，16或17世紀威尼斯制造，出土于非洲Mali。這樣的珠子在歐洲殖民者遇到新石器文化或者說狩獵-采集文化的地方都非常流行。

要被用作一種通用的財富儲藏形式和財富轉移工具，收藏品必須嵌入至少一種能夠形成收藏品循環的制度中，使得發現以及/或者制造收藏品的成本可以在多次交易中得到攤銷。進一步地說，收藏品絕不僅僅是一種漂亮的裝飾品。它必須具備幾種主要的功能屬性，比如可攜帶、易隱藏，以及，凝結了無可偽造的奢侈耗費。而且，這種奢侈屬性是接受者能夠驗證的（驗證技巧必須足夠簡單）——他們會使用今日許多收藏家仍在使用的相同技巧。

本文所展現的理論，可以由找尋經常在文化間交換的“貴重物品”所具有/缺乏的特征、計量貴重物品流通中所產生的經濟收益、觀察不同文化（包括現代文化）對具備這些特征的物品的偏好而得到檢驗。

有了這種前所未有的合作技術，人類已經成為了地球上最可怕的掠食者。他們適應了不斷變化的氣候，而許多被他們捕獵的大型動物則被美洲、歐洲和亞洲的氣候變化和人類的捕獵活動趕入滅絕的境地。今天，大多數大型動物都害怕投射物——這種適用只可能來源于一種狩獵者（人類）（譯者注：此注的原文為R97，然而參考文獻中僅有R96條，故視作筆誤，改為R96）。更倚重采集而非狩獵的文化也從中大大受益。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爆炸——智人可以在更多地方繁殖，而且人口密度可達尼安德特人的十倍，雖然智人的骨骼更軟，而且腦容量也沒有增加。這種提升的絕大部分都來源于由高效財富轉移工具和語言而來的社會制度——貿易、婚姻、遺產、朝貢、抵押，以及評估侵害和抑制復仇的能力。

原始貨幣不是我們常見的現代貨幣。它具有一些現代貨幣的功能，但其形式是傳家寶、珠寶以及其它類型的收藏品。原始貨幣的使用極為久遠，以至于探索、收集、制作、展示、鑒定、妥善保管、相互交易收藏品的愿望變成了人類的通性——甚至是某種程度的本能。人類的這種收集欲望可以稱為“收集本能”。搜尋稀有的材料（比如貝殼和牙齒）、制作收藏品，占去了古代人類相當可觀的時間，就像許多現代人把這些活動當成習慣、投入大量精力一樣。這樣尋尋覓覓、敲敲打打的活動，對我們的祖先來說結果就是為迥異于實用性的價值賦予了第一種可靠的表現形式，以及，我們今日貨幣的前身。